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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应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2018-10-28 12:39:11

王建:应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本报 商灏 北京报道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未来5年国家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和图景,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却面临较大的压力,面临一系列考验。

而央行时隔33个月首次加息意味着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吗?面对目前较高的通胀率,尽管政府有意收缩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会发生改变吗?

政策调整已经开始,当前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依然可以完成全年物价控制目标吗?真的能抑制住通胀预期吗?

或许,这次加息更多的是从民生角度考虑。如果物价还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央行会否更多依靠数量手段,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10月20日,《华夏时报》特别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先生,请他深入分析五中全会之后的宏观政策走向。

输入型通胀源头

是量化宽松

《华夏时报》:面对目前的所谓输入型通胀,您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什么?

王建:首要的问题是弄清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那儿。

观察当前再度的量化宽松,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国内的问题了。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再工业化,使得经济取得新平衡也可以,但是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路,那就要保持住美元的强势地位,就得维持住美元对其他货币相对均衡的趋势,然后各国的资本才能流入美国,才能维持住美国贸易逆差的支付。这样美国必须重建金融市场,但现在看来,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庞大的坏账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恶化的状况。

近有人和我讨论说,美国是否正在考虑把自己的麻烦转嫁给别人,是否想把美元贬值以后将祸水外流?我认为,实际恐怕并非如此。

美国如果要向全球转嫁危机,只有通过战争途径,把世界很多地方都搅得不能安宁,那样国际资本只有流向美国。

而用美元贬值的办法,是不可能转嫁危机的。美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了。而且将会像吸毒一样难以自我控制,或者将像处在斜坡轨道上那样只能顺着向下滑去,根本不知道究竟要投放多少货币。

应该说,货币如果有管制,应和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长多少,货币就放出多少来。如果本国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货币大大超前,那就是货币泛滥。现在美国不想打仗,美国经济恐怕就只能走这条路。

现在人们又在铺天盖地地讨论所谓的货币战争,如同巴西财长不久前所讲的那样。但怎么会是货币战争呢?就是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美元对所有货币一贬,大家就都慌了神了,都在想如何保住自己相对的汇率水平,都得开始跟着美国量化宽松,这如同多米诺骨牌,前面牌一倒,后面牌都跟着倒一样。

此外,美国的这场危机还在深化,即使美国采取了新的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顶事,也救不了美国经济的命,也只能是暂缓病情而不是治病根的药。

这样的话,美国经济还要往下滑落,全球经济也将随之下滑。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的需求因素,现在这个需求如果想用更多美元来支撑,那么可能人们并不愿意要那些贬值的美元,美国出口可能随之减少,这样谁的日子也好不了。

,各国经济离开了美国就都上不去,未来世界经济将是一个长期低迷的景象。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量化宽松的长期影响?

王建:我过去就曾说过,世界经济未来将是两低一高——低增长带来低利率,然后是高通胀。因为要刺激增长就不敢加息,所以利率就长期低水平。这一点,伯南克也讲得很清楚:低利率是长期的,不会轻易改变。那么,量化宽松就导致高通胀。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目前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被逼着不断降低利率。比如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实行量化宽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本来已经那样地不好,怎么敢加息?只有不断地放松。这样一个过程将长期化。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又是一个需要大量进口,对国际贸易依赖度很高的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将非常深刻。

这个源头在外的影响,并非中国所能想控制就控制的,除非中国能不让美联储,不让日本和欧洲央行放松货币。既然中国管不住人家,结果人家大量货币投放到国际大宗产品市场,投到黄金上,促使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实物价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不断被推高向上,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国内输入产品价格上升之后,导致PPI价格上涨,然后一条线是推动产品成本上涨,并向终消费物价传达;另一条线也是我以前就说过的,还是一个结构性通胀。食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在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稀缺,农业生产成本不断递增的背景下,也在不断上升。我们现在的确看到有些炒家进入农产品领域,但如果没有农产品短缺的背景,炒家还会去炒吗?所以,农产品推高CPI价格,大宗产品进口价格上升推高PPI价格,两条线一齐推,往后看,其劲头不是在削减,而是在加强。长期看,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胀水平不断上升的前景。

以“货币保增长,

财政保稳定”对付通胀

《华夏时报》:我们记得两年前,您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并提出引起争议的政策主张。

王建:2008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胀紧缩阶段,我表示不应采取紧缩政策。但后来政策终于转向放松,是由于中国经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当时我撰文讨论下半年宏观调控中的若干问题时,就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必须要忍受更高的通胀率。而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那里呢?我提出一个公式,经济实际增长率大于等于通胀率。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扣除物价指数之后,物价上升幅度之后的实际增长率如果大于当时的通胀率,那就说明通胀还没有伤害到增长。大家都知道,如果通胀过于激烈,会影响增长,因为那时核算关系,对未来真实利润的预期等等都已经乱了。

人们之所以不喜欢通胀,就是因为通胀妨碍增长。但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通胀率,我们应可忍受将通胀率适度放宽。放宽多少合适?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边界,或者我们一般所称之为的生产力可能年增长边界,如果是10%,就能忍受10%的通胀率。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年增长率来看,大约是9.6%,也就是说在10%以内。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忍受10%以内的通胀率,只要控制在低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就可以。因为只有实际经济增长,才能抗御通胀。

有人说现在是负利率了,通胀高了,就应该加息了。但利率提高以后,企业能否承受成本上升压力?那样经济增长是否更加困难?只有实际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财富增加了,居民才能实现实际收入的增长,也才有能力对抗通胀。如果有稳定的物价,而经济增长是负的,这样的经济更可怕。

《华夏时报》: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对付通胀?

王建:我的主张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所谓货币保增长,是因为无论是输入型通胀,还是由实体来推动的结构型通胀,都是从成本端向市场传导的。其在发生之前,首先表现为成本上升,从而冲击企业利润。企业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就要向市场释放成本上升压力。这样就导致通胀。那么,我们在安排货币供应量的时候,因为货币供应是等于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一般来说,要抑制物价上涨,就要使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乘积。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对货币所形成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当然一方面会压低物价水平,同时另一方面也会压低经济增长水平。物价的上涨是被动发生的,是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所造成的,而非以央行货币发行量为诱因。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应这种情况。

由此分析,我提出货币要保增长的观点。

所谓财政保稳定,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对那些低收入者,那些忍受不了通胀的人群,进行补贴。

前两天,我和家人去超市买菜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一根不是很大的白菜,售价2.06元人民币。这对于那些吃低保的人群来说,应该说是太贵了。我还发现,人们常吃的速冻水饺,内馅已缩小很多。这显然说明,生产商正试图通过不涨价却降低品质的办法,保住产品成本水平。那么,我们的政策需要获得这样的结果吗?因此,应通过财政补贴,让那些对于物价上涨承受能力差的群体,能够将日子过下去。

在保增长的前提下,我们要容忍更高的通胀率。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保住增长,保住我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被中断。这一主张与过去传统的概念都不一样。过去,是货币保稳定,物价上涨是因为货币政策太宽松,所以紧一紧物价就下来了。这是在过去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的条件下发生的。

但现在,美国经济走到不得不大量往外放货币的这一步,根本不顾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狂潮,引得世界各国被卷入这个大旋涡。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有稳定的物价,却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客观条件了。除非中国仍是自给自足,外贸占GDP非常小比重的国家,那样可以不依赖国际增长和供给就能够活下去。但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大国,就更不可能。

所以,在输入型通胀背景之下,如果我们要解决国内物价上涨问题,那就必须采取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经济政策。即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平衡点,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大于等于通胀率。

《华夏时报》:您怎样评价央行近提高准备金率和前几天突然的加息举动?

王建:央行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应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大概在今年第三季度,我们增加了将近2000亿的外汇储备,但在这三个月中,中国通过外贸顺差,通过FDI所拿进来的正常的外汇,也就占我们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因为现在人民币被逼迫升值,大家都预期人民币升值,热钱来得特别多。这是货币政策所必须要加以消解和对冲掉的重要因素。如果用央票的办法,则央行需要付息,这对央行来说是个负担,长期下去也不行。所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这个手段未来还可以继续用。而这次幅度微小的加息更多的应是从民生角度考虑。如果到时候物价还没有得到抑制,我相信央行更多的还是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不应再幻想

稳定物价水平上保增长

《华夏时报》:您的财政保稳定的政策主张,实行起来是否有相当难度?

王建:我不这么看。我们现在有发放低保的系统,财政拨款只要能够根据物价上涨率按季度调整,或者半年调整一次,也可以。比如在半年时间里,如果物价上涨5个百分点,就把低保水平也提高5%。或者根据恩格尔系数,计算出权重。总之,这只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管理系统,是可以做到财政保稳定的。而对于一般居民,则可以考虑通过所得税返还等办法来解决。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太难的问题。

《华夏时报》:您所谓的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长期政策?

王建:我认为,至少在10年之内,世界经济是两低一高的格局,大量的货币不断被投放出来,推高全球的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政策。否则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基础上保增长,根本没有可能。我们不应再有这种幻想。所以,中国通胀率的限度,应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华夏时报》:那么,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节奏与物价上涨预期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把握?

王建:财政保稳定肯定是滞后的,而通胀在前,并且通胀率总是逐步增长的。那么,我们就应根据这个增长过程不断进行及时的调节。我认为以半年为单位就可以。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年国际价格上涨以后,有半年时间就会传导到PPI上,再有三个月时间,就会传导到CPI上。所以,有任何大的变化,我们一般都可以观察得到。

五中全会后应确认通胀率

与经济增长率均衡点

《华夏时报》:从这个角度看,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与您的政策主张之间,是否会有某种关联?

王建:十二五规划更关注民生,主张从国富走向民富,这个所谓的民富主张如果指的是让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的话,那就不能让一部分人在通胀的影响下受穷。

而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以及调节各个区域发展、促使一些地区有新的增长机会上,和在促进一些产业有新的增长机会上,我觉得十二五规划应该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但关键还要看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取向如何确定。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如果再不推动城市化,或者说即便现在开始启动城市化,中国经济到2013年的那个大底仍然是逃不过去的。从明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有可能出现连续3年的走低。

《华夏时报》:综合来看,您的上述政策主张被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建:我认为只要是正确的政策主张,都能站住脚。

《华夏时报》:您曾很深入全面地描述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变化趋势,您一向坚持美国经济可能有二次探底的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困难很大。而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在您看来,宏观政策的选择,会呈现怎样的趋向?

王建:中国经济必须要寻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方式,因为,如果经济蛋糕做不大,则金融坏账、地方财政坏账等等,将都没有着落,就会转变成一场危机。如果我们通过比如我一直强调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就不会被中断,财富的创造过程就会持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未来良好的增量,来消除目前存量当中的种种问题。

《华夏时报》:对于未来通胀趋势,您怎么判断?五中全会之后,政策选择会否有新的变化?

王建:现在看来,到今年第四季度,物价水平是持续走高的趋势。前一阵有分析认为,今年8月份是高峰,之后将会走低。我一直在讲,那种判断是错误的。应该是第四季度走高,但全年平均物价涨幅应在3.5%。而明年则很不乐观,肯定会高于今年的3.5%。

2011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将走低。在中国,明年我们看到的将是两条曲线。一条是经济增长率下行曲线,另一条是通胀率上行曲线。五中全会以后,明年宏观调控的难处,一定是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如何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如果压制通胀,就肯定要妨碍增长;如果要保增长,通胀率将继续上升怎么办?

如果我们还继续坚持按照3%的通胀率去压制通胀,一定会把增长给压制下去。本来增长就在下行,又要压它一头,那就会很麻烦。因此,在短期宏观调控中,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我希望决策层,还有企业界,以及普通百姓,都能接受这个思想,都能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那就是把通胀率放在小于等于经济增长率的尺度上来。这是一个均衡点。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将很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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