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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奠定中華文明復興的制度基礎

发布时间:2019-11-09 08:59:31 编辑:笔名

柳昌清:奠定中华文明复兴的制度基础

在古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分散,政权集中,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经济单位(家庭)各自独立,相互之间联系很少要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解决各个家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就需要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将分散的家庭联结起来,由此形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在经济力量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经常性的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要防止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败变质,只能依靠伦理教育及舆论监督对掌权者起到约束作用,于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正统教育的思想这样的约束作用有限,于是形成了治乱兴衰、王朝更替的“周期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基本规律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集中,制约政权,科技引导现代社会的经济是商品、服务、信息等相互交换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的机制把整个国家、地区甚至全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现代经济与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同,它本身就起到对经济单位(企业、家庭)的联结作用,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政治权力参与其中了;相反,经济组织和个人,为了防止拥有“潜暴力”的政治组织危害自己,设立了必要的机构和制度,来制约政治权力,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富的安全,防止政治权力“越位”使用现代社会对政治权力不再是作用有限的伦理约束了,而变成了更有效的分权制衡社会意识对人们行为的作用已经由伦理的“围堵”为主变成了科技的“引导”为主

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非常完备但这种完备是偏向性完备,因而也就成了向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例如完备的集权政治制度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在进入现代之前,其政治集权程度都不高,基本上处于分封制或封建割据的阶段,大致与中国西周时的集权程度相当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郡县制中央集权代替分封制的变革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政治集权已经发展到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长期专制统治下,经济、文化、思想、国民性都已驯化、适应化,形成了一种政治主导、经济和文化处于附属地位的社会体制经过近现代许多次的改良和革命,都没有能够改变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局面本来,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但在中国的体制中,经济基础反过来要适应上层建筑,为上层建筑服务企业受制于政府,要为政府官员的“政绩”服务党政权力对经济、科技、教育的过多干预,分割、打乱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联系,违背了科技自主创新、传承和运用的规律性这样的社会体制如果不改变,就很难实现现代化国土浪费于政绩,公产浪费于垄断,智力浪费于权谋人民勤而不富,国家富而不强所以,必须实行“大三权分立”,让经济、科技、教育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力和资源,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规律运行

现代化并不简单地是国民收入的提高现在世界上,有些产油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已经处于前列,但还不属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有了这些方面的现代化,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科技才能自主创新,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如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共产党执政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大三权分立”以后,就会形成与西方文明不同,但也能符合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在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方面,重要的是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创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在人的现代化方面,重要的是完成国民性的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是在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长期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形成的,存在着短视性、依附性、非理性等缺陷这些缺陷反过来制约和阻碍着理论创建和制度创新例如,国民(包括理论家)普遍的短视性和依附性,就造成对创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忽视,只重视应用理论(管用的“开药方”的理论)的创新,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把基础理论创新看成是党和的权力和结果在国民思想上,形成许多困惑和矛盾;在实践上,一种新的做法往往包含着另一种偏向,总走不到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再例如,领导干部的短视性和非理性(长官意志),就造成满足于有发展、有成就,认识不到自我革命、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不是从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高度去考虑问题,认识不到国际局势已经造成对中国的威胁:中国要么真正强起来;要么就只能被西化、分化、亡党变国当然,短视性、依附性、非理性的存在,又与理论创建、制度创新没有完成有关在这三者之中,理论创建是基础,制度创新是关键,国民性改造是根本在当前,需要一大批关心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前途、命运的仁人志士,他们首先理性起来,自觉自主起来,克服情绪化、片面性、依赖性等心理缺陷,提升理论认识和改革实践的层次,完成理论创建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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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科技自主创新、人民共同富裕、国家实力增强奠定制度基础,而且为改造依附、短视、情绪化的国民性创造外在条件理论创建不仅为制度创新领航指路,而且为改造国民性提供用世界的、现代的眼光反思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教材经过长期矫正纠偏,才可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三大任务,中华文明才能复兴,形成与西方文明旗鼓相当、和而不同的现代中华文明,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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