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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中美院士王晓东讲述体制外的科研

2018-11-23 15:50:38

以研究细胞凋亡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似乎一直习惯将自己隐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回国十三年来,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他,让公众 为“熟知”的形象应该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下称“北生所”)创始人兼所长。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效研 究所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研究人员科研自由和空间。低调王晓东的这点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还得 归功于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引起的轩然大波。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回过头看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不屑’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殿堂的人,也是其中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内行’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2012年,全球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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